「就時間和金錢的觀點而言，閱讀是最佳捷徑，帶領我們從已知、格局有限的『此處』，躍向未知、想像空間無限的『他方』。書本或為時光機器，或為協和噴射機，或為反彈座椅，它們是我們的救星。」～莎拉．尼爾遜（Sara Nelson）《好書太多，時間太少》
如果時間能倒流，我寧可回到大學就好。因為我的國小到高中階段，大概是我到目前為止，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。家庭有理不清的紛亂，學校則是集所有無趣的考試和作業的壓力組合。幸好有「書本」，它們真的就像我的救星一樣，隨時提供給我必要的庇護所，讓我得以從成人的咒罵憤怒或永遠也寫不完的測驗卷裡，暫時逃遁到一個美麗仙境或是參加一場奇異冒險。
幸好有「書本」，它們讓我對未來仍抱有一絲盼望，不管是如《天方夜譚》一樣，因為魔法的緣故，突然讓主角擁有全世界的財富與幸福或如《西遊記》經歷了重重的刧難磨鍊後，終能抵達西方極樂世界。總之，在無數書本的陪伴下，我總算撐到了大學—象徵我終能獲得自由、如獲新生的殿堂。
我並沒有抱著玩四年的心態去混大學，但是我真的認為大學時期真的是我有生以來自由時間最多，不小心就會被自己隨便打發掉、無所事事終至一事無成的時代。那時的自己，看似很忙，要辦系活動、參加社團（不過半途而廢了）、和他校聯誼，偶爾也會上街遊行或去中正紀念堂靜坐，展現一下自以為是知識份子的對社會的關心。當然，學生本份也要顧好，我有很多的報告要寫，小組討論要參與，期中、期末也都有考試。但不管多忙，我就是能相對找到比以前更多的時間看自己想看的書。
大學和研究所是我買書、看書的全盛時期。那時有打工、有家教，所以自己的經濟能力已經容許我買比較多喜歡的書了。加上那時教授隨口一推薦就是一大堆值得看的書，而且三不五時就會有各系書展，隨便都能打個七折、八折的，感覺好像跳樓大拍賣不買很可惜似的，於是就開始毫不心疼沒有節制的亂買。
我想，那時候的自己一定有資訊焦慮症，渴求填塞一大堆有的、沒有的、有用的或暫時沒用也許將來有用的資料。那種心態，極度貪心卻貪多嚼不爛，於是書愈買愈多，書架愈換愈大，但書，卻只像我膜拜的偶像一樣，我只是遠觀他們，好像它們的存在就已把知識注入我的腦中，至於讀完了沒？讀懂了沒有？我管不著也管不了，就只管買、買、買。
很多時候書是為了趕時髦、標榜自己是知識份子而買。比方說，那時流行《河殤》，當然買。那時修的哲學類課程滿口都是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的，於是《理想國》、《宜高邁倫理學》買；中國通史老師上課時總喜歡引用孫隆基的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，我實在來不及一直做筆記，當然還是買。研究所之後，突然又流行起了哈柏瑪斯和卡爾波柏(Karl Popper)，我只好再買《溝通與社會演化》及《客觀知識》。研究所即將畢業前，一股傅科風潮似乎又將襲捲來台，幸好我火速畢業，告別那種追逐不盡的知識噩夢，不需再買那種讓我每個字都認得，但整段文章卻都不知道在講些什麼的書。
別問我買那多書是不是都讀完了，也別問我買那麼多書是不是學問淵博（低頭懺悔心虛中），我只是像個書籍的搜集者和囫圇吞棗者。很多書是買來書架上供著求心安而已，好像架上有著幾本看似學術鉅著的大部頭，自己就已把書裡的學問吞進肚子似的，簡單的說就是看似飽讀詩書，其實腹笥甚窘。
大學四年，有時住家裡，有時排得上宿舍。住宿舍時，買書癖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。平常在宿舍裡，就會環顧左右同學甚至其他寢室同學的書架，如果發現有那一本似乎很多同學都有，但卻是我不知道的書，好像症頭就發作似的，立刻也想衝到書店買一本到自己的書架上擺。
當時有個香港僑生，從香港特地買來一大綑包書的塑膠套，那不像我們台灣常用的書套，而且包起書來特別有質感，大家一窩蜂請她多帶一些回來。所以我有某一時期的書，全都包上或綠或紫或透明的書套，對我而言，那些書，可能還兼炫耀及展示的功能了。
也有書是為了參加晚上讀書會而買的，比方說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：李爾王、哈姆雷特、奧塞羅和馬克白（幸好參加那個讀書會，我才知道羅密歐與茱麗葉不在四大悲劇裡）以及《浮士德》。參加讀書會是我既愉快又痛苦的經驗。那簡直是沒話一定要找話講的場合，很多時候，我看了並沒有特別的想法，可是在讀書會裡，好像每個人都有發言的義務，講的太俗氣普通，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。所幸聽別人的想法，常常就能觸動自己其他的想法，甚至點醒自己從沒注意到的盲點，也是很有價值的收獲。更大的好處則是強迫我真的一點一滴把那些書讀完了，所以，書架上的那幾本書，不是裝飾品。
大學時期大陸的簡體書籍開始能在台灣買賣。我偶爾也跟著學長、學姐的腳步到台大附近的唐山、結構群等書店尋寶。不過，當時進來的大陸書籍大多以理論闡述或翻譯西方哲學作品居多，哲學理論對我已是挑戰，簡體字及大陸學者的語法看起來更吃力，所以，我的購書癖並沒有發作到簡體書籍。頂多看看台灣出版的大陸作家，如《棋王、樹王、孩子王》，還有就是解嚴後才比較容易看到的，如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及沈從文《邊城》等。
大學時代也是我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。當時前衛出版社出了許多台灣早期本土作家的書。我應該就是看完吳濁流的《無花果》後，又去找出更早的《台灣連翹》及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來看，那時的衝擊與感動，雖然現在已經記憶模糊，但卻影響我對台灣政治的看法至今。現在大家聽到已經有些反感，被炒作到幾乎喪失邊際效用的「二二八」，我卻是直到大學才知道「二二八」這個詞的來龍去脈。對於一個政權可以透過教育、大眾媒體及其他手段，遮蓋史實、扭曲真相到滴水不露、黑白顛倒的地步，我當時開始有深切的體認。
大學畢業工作後，有一個和我很好的同事，推薦我看東方白的《浪淘沙》那套書，她說我應該會喜歡。一套厚厚的三大本呢！可是真的很好看。它以台灣歷史為經，從清末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始，講述到一九八○年代，再以三個家族所經歷的悲歡離合為緯。讀完那本書後，我直覺阿媽可能會喜歡，於是我又交給阿媽看。隔了一陣子去看她，她興奮的對《浪淘沙》讚不絕口，因為書裡勾起了她好多小時候的回憶，那也是她第一次，放下心防和我聊二二八事件、聊她的童年及少女時期，我再度體認，那個時期對台灣民眾心靈無形的禁錮是到何種程度。
我很高興那本書串起了我和阿媽更多的連結，也幫她打發了許多無聊的獨處時光。她特別喜歡丘雅信小時候的故事，裡面可能也有她不少童年的影子或相同的成長經驗吧。後來，她留下了《浪淘沙》的上集，中集及下集還給我。之後她還主動注意到東方白又出了一本新書《真與美》，要我陪她去買第一、二集。
「閱讀的喜悅如同戀愛一樣神奇，也像愛情一樣難以分析。」～莎拉．尼爾遜（Sara Nelson）《好書太多，時間太少》
就是如此吧！大學、研究所時期，雖然我不再如小時候單純的只是愛看書，反而常帶著功利的色彩，妄想去“征服”某些知識或“擁有”某些能力，於是書和我疏離了，它變成我膜拜或炫耀的對象。然而在不經意間，書本獨特的魅力還是讓我再度陶醉在閱讀它的快樂甚至狂喜中。
書本，依舊是我人生中的好伴侶。
如果時間能倒流，我寧可回到大學就好。因為我的國小到高中階段，大概是我到目前為止，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光。家庭有理不清的紛亂，學校則是集所有無趣的考試和作業的壓力組合。幸好有「書本」，它們真的就像我的救星一樣，隨時提供給我必要的庇護所，讓我得以從成人的咒罵憤怒或永遠也寫不完的測驗卷裡，暫時逃遁到一個美麗仙境或是參加一場奇異冒險。
幸好有「書本」，它們讓我對未來仍抱有一絲盼望，不管是如《天方夜譚》一樣，因為魔法的緣故，突然讓主角擁有全世界的財富與幸福或如《西遊記》經歷了重重的刧難磨鍊後，終能抵達西方極樂世界。總之，在無數書本的陪伴下，我總算撐到了大學—象徵我終能獲得自由、如獲新生的殿堂。
我並沒有抱著玩四年的心態去混大學，但是我真的認為大學時期真的是我有生以來自由時間最多，不小心就會被自己隨便打發掉、無所事事終至一事無成的時代。那時的自己，看似很忙，要辦系活動、參加社團（不過半途而廢了）、和他校聯誼，偶爾也會上街遊行或去中正紀念堂靜坐，展現一下自以為是知識份子的對社會的關心。當然，學生本份也要顧好，我有很多的報告要寫，小組討論要參與，期中、期末也都有考試。但不管多忙，我就是能相對找到比以前更多的時間看自己想看的書。
大學和研究所是我買書、看書的全盛時期。那時有打工、有家教，所以自己的經濟能力已經容許我買比較多喜歡的書了。加上那時教授隨口一推薦就是一大堆值得看的書，而且三不五時就會有各系書展，隨便都能打個七折、八折的，感覺好像跳樓大拍賣不買很可惜似的，於是就開始毫不心疼沒有節制的亂買。
我想，那時候的自己一定有資訊焦慮症，渴求填塞一大堆有的、沒有的、有用的或暫時沒用也許將來有用的資料。那種心態，極度貪心卻貪多嚼不爛，於是書愈買愈多，書架愈換愈大，但書，卻只像我膜拜的偶像一樣，我只是遠觀他們，好像它們的存在就已把知識注入我的腦中，至於讀完了沒？讀懂了沒有？我管不著也管不了，就只管買、買、買。
很多時候書是為了趕時髦、標榜自己是知識份子而買。比方說，那時流行《河殤》，當然買。那時修的哲學類課程滿口都是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的，於是《理想國》、《宜高邁倫理學》買；中國通史老師上課時總喜歡引用孫隆基的《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》，我實在來不及一直做筆記，當然還是買。研究所之後，突然又流行起了哈柏瑪斯和卡爾波柏(Karl Popper)，我只好再買《溝通與社會演化》及《客觀知識》。研究所即將畢業前，一股傅科風潮似乎又將襲捲來台，幸好我火速畢業，告別那種追逐不盡的知識噩夢，不需再買那種讓我每個字都認得，但整段文章卻都不知道在講些什麼的書。
別問我買那多書是不是都讀完了，也別問我買那麼多書是不是學問淵博（低頭懺悔心虛中），我只是像個書籍的搜集者和囫圇吞棗者。很多書是買來書架上供著求心安而已，好像架上有著幾本看似學術鉅著的大部頭，自己就已把書裡的學問吞進肚子似的，簡單的說就是看似飽讀詩書，其實腹笥甚窘。
大學四年，有時住家裡，有時排得上宿舍。住宿舍時，買書癖發揮得更是淋漓盡致。平常在宿舍裡，就會環顧左右同學甚至其他寢室同學的書架，如果發現有那一本似乎很多同學都有，但卻是我不知道的書，好像症頭就發作似的，立刻也想衝到書店買一本到自己的書架上擺。
當時有個香港僑生，從香港特地買來一大綑包書的塑膠套，那不像我們台灣常用的書套，而且包起書來特別有質感，大家一窩蜂請她多帶一些回來。所以我有某一時期的書，全都包上或綠或紫或透明的書套，對我而言，那些書，可能還兼炫耀及展示的功能了。
也有書是為了參加晚上讀書會而買的，比方說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：李爾王、哈姆雷特、奧塞羅和馬克白（幸好參加那個讀書會，我才知道羅密歐與茱麗葉不在四大悲劇裡）以及《浮士德》。參加讀書會是我既愉快又痛苦的經驗。那簡直是沒話一定要找話講的場合，很多時候，我看了並沒有特別的想法，可是在讀書會裡，好像每個人都有發言的義務，講的太俗氣普通，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。所幸聽別人的想法，常常就能觸動自己其他的想法，甚至點醒自己從沒注意到的盲點，也是很有價值的收獲。更大的好處則是強迫我真的一點一滴把那些書讀完了，所以，書架上的那幾本書，不是裝飾品。
大學時期大陸的簡體書籍開始能在台灣買賣。我偶爾也跟著學長、學姐的腳步到台大附近的唐山、結構群等書店尋寶。不過，當時進來的大陸書籍大多以理論闡述或翻譯西方哲學作品居多，哲學理論對我已是挑戰，簡體字及大陸學者的語法看起來更吃力，所以，我的購書癖並沒有發作到簡體書籍。頂多看看台灣出版的大陸作家，如《棋王、樹王、孩子王》，還有就是解嚴後才比較容易看到的，如魯迅的《阿Q正傳》及沈從文《邊城》等。
大學時代也是我重新認識台灣的開始。當時前衛出版社出了許多台灣早期本土作家的書。我應該就是看完吳濁流的《無花果》後，又去找出更早的《台灣連翹》及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來看，那時的衝擊與感動，雖然現在已經記憶模糊，但卻影響我對台灣政治的看法至今。現在大家聽到已經有些反感，被炒作到幾乎喪失邊際效用的「二二八」，我卻是直到大學才知道「二二八」這個詞的來龍去脈。對於一個政權可以透過教育、大眾媒體及其他手段，遮蓋史實、扭曲真相到滴水不露、黑白顛倒的地步，我當時開始有深切的體認。
大學畢業工作後，有一個和我很好的同事，推薦我看東方白的《浪淘沙》那套書，她說我應該會喜歡。一套厚厚的三大本呢！可是真的很好看。它以台灣歷史為經，從清末甲午戰爭台灣割讓給日本開始，講述到一九八○年代，再以三個家族所經歷的悲歡離合為緯。讀完那本書後，我直覺阿媽可能會喜歡，於是我又交給阿媽看。隔了一陣子去看她，她興奮的對《浪淘沙》讚不絕口，因為書裡勾起了她好多小時候的回憶，那也是她第一次，放下心防和我聊二二八事件、聊她的童年及少女時期，我再度體認，那個時期對台灣民眾心靈無形的禁錮是到何種程度。
我很高興那本書串起了我和阿媽更多的連結，也幫她打發了許多無聊的獨處時光。她特別喜歡丘雅信小時候的故事，裡面可能也有她不少童年的影子或相同的成長經驗吧。後來，她留下了《浪淘沙》的上集，中集及下集還給我。之後她還主動注意到東方白又出了一本新書《真與美》，要我陪她去買第一、二集。
「閱讀的喜悅如同戀愛一樣神奇，也像愛情一樣難以分析。」～莎拉．尼爾遜（Sara Nelson）《好書太多，時間太少》
就是如此吧！大學、研究所時期，雖然我不再如小時候單純的只是愛看書，反而常帶著功利的色彩，妄想去“征服”某些知識或“擁有”某些能力，於是書和我疏離了，它變成我膜拜或炫耀的對象。然而在不經意間，書本獨特的魅力還是讓我再度陶醉在閱讀它的快樂甚至狂喜中。
書本，依舊是我人生中的好伴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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